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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周錫瑞，學者，加州大學聖地亞哥分校教授。師從費正清、列文森和魏斐德。當今美國中國近代史研究領域中最有成就的學者之一。著有《義和團運動的起源》、《現代中國：一部革命的歷史》、《中國的改良與革命：辛亥革命在兩湖》等。《一片冰心在玉壺》
　　作者：葉篤莊 著 孟繁之 整理
　　出版社：山西人民出版社 2014年7月
　　定價：68.00南開五兄弟（從左至右分別為老七葉篤正、老三葉篤義、老五葉篤莊、老六葉方、老九方實）。
　　周錫瑞的新著《葉》面世，探討其岳父的家族葉家從晚清到民國再到共和國的百年命運沉浮。書中，個人、家族、國家的命運相互交纏，譜寫了一曲世紀交響。
　　作為中國近代史研究學者，周錫瑞幾乎每一年都會來到中國，但多從媒體瞭解當下中國社會；研究辛亥革命、義和團，關註的對象是革命，但在他看來，當下是一個“告別革命”的時代。因而，他坦承自己“對當代中國沒有發言權”。
　　“這對我是有利的，讓我更專註中國曆史。”喝了一口拿鐵，周錫瑞說。
　　葉家重視教育而綿延百年
　　新京報：首先我想談一個現象，除了你這本《葉》，羅威廉教授寫陳宏謀，曼素恩教授寫張家才女。是否可以說，家族史研究中國，在美國史學界是種潮流？
　　周錫瑞：說是一種潮流，我覺得有點過分，不過有這麼幾個人投入進來。這與中國寫族譜的傳統有關，類似的資料很多，加上很多日記、回憶錄出版，資料多了起來。歷史學者的工作就是根據資料的挖掘而展開。這是自然而然的。我研究歷史，可能有一些問題需要解決，但我是從史料出發，而不是從什麼大理論出發。
　　新京報：你寫葉家的百年風雲，在大動蕩時代，葉家何以能綿延至今，而且其所蘊含或代表的精英文化持續不斷？
　　周錫瑞：這是很關鍵的一個問題，也是《葉》這本書著重強調的。我搜集了族譜、年譜，可以說畫出整個家族從明朝到共和國的超長畫捲。在這段歷史中，葉家不在國家最高層，但都有一定社會地位。另外，李中清教授寫過一篇文章，分析中國家庭的連續性問題，北大現在的學生多是一個階層出來的，其他一般家庭的子女很難進入。這其中到底是什麼原因，有待考查。我寫的葉家，只是一個個案，不能做出什麼大結論，可以說的是，一個家庭的地位能持續幾百年，葉家這種延續性很罕見。
　　之所以能延續，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重視教育。在民國時，葉崇質就很重視教育，不僅要孩子們讀四書五經，還請來一個老師教英文數學。到了共和國，葉方、葉篤正、葉篤義等都特別重視教育，重視孩子的修養和學習。不能不說，重視教育的傳統發揮著重要作用。
　　家族政治有偶然性
　　新京報：我註意到一個細節，葉篤正因為戀愛關係的破裂，對政治再無興趣，完全投入到學業之中。這是政治對個人的另外一種影響，很有意思。
　　周錫瑞：呵呵，對，我就是覺得政治有一些偶然的因素在其中。當然，和女朋友“吹”了，她說得很明白，“你要搞科學，我要搞革命”，但不能說葉篤正完全是偶然投入科學的，他當時也比較傾向於革命的道路。不過，要是沒和女朋友“吹”，他可能會嘗試邊投入科學邊乾革命，或者先乾革命後投入科學，要是這樣，絕對不會出國留學。
　　另外需要說明的是，從抗戰開始，政治無可避免，是主導一切的，到後來變成了“政治掛帥”。這也影響到人們的家庭生活，比如找配偶，就有政治因素的影響。
　　新京報：你這本書寫到，在家庭生活中，國事或者說政治常被迴避。國人的這種處理方式，在你看來，對社會產生什麼樣的影響？
　　周錫瑞：這個問題……每一階段，有不同影響。比如在“文革”時，家庭談話都迴避政治，不讓孩子牽連進來，但在外面，在自己的單位，政治是躲不開的，其他場合躲得越遠越好。葉篤莊就是這樣，“反右”時，他最初一點都不想加入，持迴避態度，但後來迴避不了。他挺直爽，說了不該說的話，就倒霉了。
　　新京報：這種不談論，這種故意遮蔽，是否造成了某種隔閡和真相的缺失？
　　周錫瑞：這方面，我覺得，各家有各家的情況，有的造成了隔閡，甚至激烈的時候也會劃清界限。張藝謀導演的電影《歸來》，我還沒來得及看，但我知道，這種家庭成員相互劃清界限的例子並不少。
　　不過，就葉家來說，完全是另外一個狀況，他們都在同一個困境里，一起面對困難，可以說是同舟共濟。你父親是地主，你是地主的出身，父親是革命幹部，你就是革命幹部的出身，在“血統論”社會環境里，你脫不開自己的家庭。這樣一來，提高了家庭的凝聚力，能依靠的就是家裡人，和朋友、同學、同事談話，可能會被揭發，但和家裡人談話，很少揭發，劃清界限的揭發更是少之又少。我覺得葉家是這樣，只有葉篤義的孩子被迫寫過一封要和他劃清界限的信。
　　民國家庭沒多大凝聚力
　　新京報：再談談家庭凝聚力。即使迴避政治，在歷次政治運動中，家庭往往成為一個力量來源，無論是對外或對內，無論是向善或作惡，家庭成員都展示出某種力量。你怎麼看待這一點？
　　周錫瑞：我在書中特別強調中國家庭在變化，家庭概念、作用、內部結構都在變化。舉例來說，晚清太平軍來的時候，家庭很團結，要麼一塊兒逃，要麼一塊兒抵抗，以家庭為單位來應付叛亂。到民國，日軍入侵，家庭沒有多大的凝聚力了，儘管親人之間關係還是很好，但被戰亂打散了。你看，葉篤莊和葉篤正在西安火車站偶然碰到，說了幾句話，各走各路。到了共和國，家庭又凝聚起來了。
　　新京報：在單向街沙龍現場，你也提到，政治運動反而使得家族的凝聚力更強。反過來，這種凝聚力如何影響國家的命運？
　　周錫瑞：這個問題也很微妙，不過值得思考。簡單來說，清代、民國，他們的生活、活動和個人命運，比如，在叛亂或抗戰的時候，很可能一批熱血青年，就能影響到國家的命運。但是，後來，到共和國，我覺得這樣的情形很難看到。老百姓要影響到國家政治和國家發展趨勢——這個能力一代一代在下降。家族也是這樣。當然，從老百姓的角度來說，我覺得，不光是要個人富裕起來，也希望國家強大。
　　採寫/新京報記者 吳亞順　　（原標題：周錫瑞 家族影響國運的能力在下降）